凡存在过的都会留下痕迹，就看是什么痕迹。今年离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已经45年过去了，但它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并没有死去。而我也关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并尝试勾勒“红卫兵”的一些思想和行为特点，或者还可看看它们现在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对其中一些事情的叙述和看法自然是在“文革”结束，且有了相当的距离之后看了许多文献资料和研究著作才了解和明白的，同时也揉入了自己的一些直接观感——当然主要是从外省的、普通红卫兵的角度观察。
“红卫兵的一代”我想可大致定为在文革开始的一年—— 即在1966年进入中学到这一年大学尚未毕业离校的学生，主要是这十来年的大中学生，也就是说，大致是从1944年生人到1954年生人，因为一般认为，红卫兵真正占据时代舞台起某种引人注目的作用，甚至一度叱咤风云主要是文革的头两年，后面其实就只是一些余波甚至名义了。
这样看我就可以算是“红卫兵一代”的尾巴了。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12岁，刚从江西南昌县城的小学毕业分配到莲塘中学，是开始懂事的年龄，但还不是直接行动的年龄，处在边缘，主要是观看。我还在1970-71年读了当时南昌唯一还办的高中，以后或可为“红卫兵一代”补充一点后来“斗批改”中“教育革命”的体会，再后来是做搬运工人、当兵，就这样一路过来，体验了文革的全过程。
这一代人生活环境的基本特点是都在“红旗下长大的”，年龄最大的也是在1949以后才进小学，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可以说都是“红旗下的蛋”（借用崔健一首歌的歌名，此段以下直接引文也是其中歌词）。他们的父辈“是个旗杆子”，把红旗扯上去了，他们自己则是“红旗下的蛋”。然后是“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的方向，革命还在继续 老头儿更有力量 。”他们以为是自己在作主，其实并没有。当时他们最喜欢大声朗诵的一句话是青年毛泽东说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答总是昂扬的“我们!我们!”但不久他们就从天之骄子、从最高领袖的宠儿变成了弃儿，以后到了社会底层，更明白了“现实象个石头，精神象个蛋”。然而，“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生命力总是要洋溢和表现的，尤其青春的生命。到了今天，“钱在空中飘扬”，“我们不再是棋子儿，走着别人划的印儿，自己想试着站站，走起来四处看看。”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成为今天社会的中坚，甚至从年龄上来说也是：现在和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将大致由他们来掌管。
而当年，“红卫兵一代”为什么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动员之后为什么有那样的行为？其实是脱离不了上面所说的这个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基本特点的。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对一个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们从小一直在一种阶级斗争的气氛中成长，在崇尚或至少决不畏惧使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 “红”是最受崇尚的颜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鲜血的颜色，“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后来在一首红卫兵写的理想主义长诗中，作为集体的主人公坚信并渴望着将彻底埋葬旧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红卫兵们征战欧美，最后将红旗插上白宫。
而从“红卫兵” 自身来说，或许可以指出四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自然是造反，1966年5月29日诞生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其中写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现在不反，更待何时？”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么，谁可以造反？开始造反的主体是有限制的，必须是出身红五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文革初期北京的“老红卫兵”甚至更加严格，其核心是革干子弟，但这一次毛泽东为了通过红卫兵广泛发动群众，担任先锋，支持了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所以一度比较普通、受压的人，甚至包括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造反了，虽然这些人多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整肃。至于造谁的反？当然首先和直接是造自己身边人的反，造老师、校长的反，造派来的工作组的反，造一切可能构成压抑的管理者的反。然后也杀向社会，破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决裂，也和革命政党建国前期的“传统”（十七年）决裂。谭厚兰率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砸了过去被认为是“万世师表”的孔子的庙宇和墓地可以说是一个象征。而网罗了除很少几个人之外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人的“百丑图”也是一个象征。
一时间，在最高领袖的支持下，几乎所有学校的原先领导和组织都靠边站了，而红卫兵也从学校走向了社会，从本地走向了外地，文革头一两年全国经历了一个类似于半无政府状态的“天下大乱”时期。那也是红卫兵最为红火的时期。我第一次在南昌见到红卫兵，已经到了1966年的8月，开始是不多的几个学生佩戴红袖章，后来是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的浩大红卫兵队伍撑着红旗归来，我们在车站欢迎。在这之前，北京是多么遥远和神圣的地方，人们心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怎么可能，但一下子这的确是可能了。而且许多事情也可能了，坐车吃饭都不要钱，小将们甚至有了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在一种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年轻人除了一个遥远的神像，几乎可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炮打司令部、火烧xxx（这里可以填上任何本地本单位领导机构或领导人的名称）”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年轻人也许本来就有造一切压抑他们的东西的反叛倾向，而他们此时似乎获得了一种千载难逢的“造反”机会。
然而，这种造反其实仍是一种“受命的”或“受控的造反”。因为红卫兵的第二个鲜明特点是忠诚。而且，这种忠诚与其说是忠于一种思想或精神，不如说是忠于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活着的、但却被视作神的人（因此也就会有种种变化且神秘莫测）。“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所谓红色的“卫兵”也就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因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睡在我们身边”。多少年轻人愿意为此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和热血。
所以，红卫兵的造反、或至少其“成形”和一度“奏效”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造反的过程并不是一直按他们的意愿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受命造反”、“奉旨造反”，而后来也一直是一种在“受控”过程中的造反，到最后结束也是“被命停止”。在这一点上，红卫兵和60年代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年轻人造反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发生得更早，却像是“60年代精神”的一个异类。他们和中国五四时期的青年乃至1957年的“青年右派”也不一样，57年的“右派大学生”，虽然也基本上还是拥护社会主义，但也追求某些自己的自由民主理念。而后来蜂拥而起的红卫兵组织几乎都是在比谁最左、最红、谁最忠诚和拥护毛主席。他们很难说拥有、或者说确立了他们的主体性，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和红卫兵日夜相伴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们也都擅长打“语录仗”，他们还要时刻准备听从“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指引。他们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能够造反，是因为有当时权力和威望都达到同样“史无前例”的顶峰的最高领袖的支持。红卫兵成了文革运动的急先锋，但或许也只是用作急先锋。这次文革运动的动员者不是政党组织，而是政党的最高领袖撇开了组织，直接以自己的无上权威和卡里斯玛的魅力进行动员。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1200万红卫兵，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对红卫兵说“要武嘛”。红卫兵的大串联将革命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乃至到穷乡僻壤。
的确，当时的许多红卫兵常常以毛泽东、尤其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为榜样，但当时的环境其实和五四时期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不知道可能恰恰是今天的“毛主席”，使他们不可能再效仿过去的“毛润芝”了。他们以为是自己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苍茫大地”，其实并非他们，而还是主席在“主沉浮”。就像有人评论说，红卫兵运动因为毛泽东66年8月1号的一封支持信就“星火燎原”，也因为他68年7月28日召集的一次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的座谈会就嘎然而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主从关系。
然而，即便客观上是“受控”的，当时的红卫兵是否主观上感到他们是自由的、甚至是幸福的呢？的确如此，在一段时间里，就像上面所说，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可以“无所不为”甚至“无所不能”的感觉。这就涉及到红卫兵的第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青春的生命力的洋溢和释放。一段时间的反叛倾向可能是青少年时期本能的冲动，他们的生命力洋溢，而对周围一切压制他们的东西会本能地反感以致激烈反抗。而当年的红卫兵造反尽管事后看是一种“受控的造反”，但当时并不怎么觉得，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的确表现出许多年轻人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我记得当江西全省“保守组织”总部的门匾被砸之后，红卫兵和造反派故意在门前的广场送去了许多讽刺挖苦的、各色材料制成的“门匾”，写了许多对联、“挽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古典文学之大规模应用的洗礼。又有一夜，我跟着去我们省会的中心广场参加一个数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集会，当时的中央文革还没有明确表达支持那一派，集会的气氛有一些压抑和悲愤，但又依旧很浪漫，甚至有压抑不住的欢乐。周围的红卫兵跳着舞，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歌曲，“革命是盛大的节日”，而同一个阵营的红卫兵也都亲密无间。我年龄小，到后半夜熬不住就睡过去了，晨光熹微的时候突然醒来，发现有一面红旗、还有不知谁的一件外衣盖在了我的身上，其他人也大都睡着了，少男少女们在晨曦中显得无比美丽。
但就是这些少男少女们卷入了暴力。上述的青春热力被引向破坏，而且是暴力的破坏，这就要谈到“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鲜明特点：也就是暴力的倾向。文革之初经常看到的一条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多有人被斗死或者自杀。先是批斗会的暴力，私刑审问和拷打的暴力；后是大规模派性武斗的暴力。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大群红卫兵围住了一个据说藏匿了保守派的单位大门，突然从里面推出一个人来，立刻不由分说地遭到暴打，有人拼命地挤进去，然后高兴地大叫：“我打着他了!”直到人群又突然散开，原来是弄清了被打者其实是“自己人”，但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对盲目嗜血的暴力感到恐惧。人们似乎要通过对他人的暴力来证明自己的勇敢、成年和坚定。平时温和的人们也变得凶狠起来。开始还主要是动手，后来就动枪了，开始的被打死者还被抬棺游行，争论谁先开的第一枪，后来就无所谓了。红卫兵们喜欢提着手枪，一边一个站在飞驰的汽车的驾驶室的两侧踏板上，尤其是中学生，比大学生似乎更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顾惜他人的生命，当时南昌特别出名、特别能战斗的一支红卫兵队伍是“五中一小撮”战斗兵团，其首领是一个女孩子名叫“撮婆”。他们不怕流自己的血，也不惜流对方的血。有一次不知是那一拨红卫兵抓住了一个据说是“老保头子”的人，就在饭店前枪毙了，也无人收尸，红卫兵们就在这饭店就餐，进进出出，视若无睹。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三万工宣队进驻清华园去结束那里的两派武斗，因为他没有打招呼，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组织进行了武装抵抗，毛不禁脱口说出“造反派，真的反了？”但蒯大富其实并不知道这次行动是毛组织的，他还悲愤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并在次日凌晨的座谈会上见到毛时大哭。当毛说“我就是黑手”之后，所有抵抗自然顷刻瓦解。从清华附中发端的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于清华大学。不久，北京的这些红卫兵和他们的领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层，而头头们在文革还没结束之前，在70年就纷纷被隔离审查或者入狱。至于红卫兵群众，在68年就开始动员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到1980年的时候已经一共有1700万人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下乡的也到了工厂或部队的基层。
我这里想特别说明一下“受命的造反”这一概念。当我说红卫兵的造反还是一种“受命的”或“受控的造反”的时候，意思并不是说，发令者能够完全控制这一过程，更不是说发令者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说红卫兵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运动，的确是发动“文革”的毛主席动员或授命的结果，而且，不仅在“红卫兵运动”这一属于文革大运动中的小运动中，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也始终是他在起中心或主要的作用。
文革中的“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革中，领袖和群众这两者实际是分不开的，我们实际无法仅研究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而是可能要始终着眼于他们双方，尤其是注意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也要分清主次，弄清是领袖还是群众在其中起主要和关键的作用。正如前述，我是认为是前者在起主要作用的。我们这里实际上要区分两个问题：一是领袖是否在这个运动中起主要或中心的作用；二是他是否达到了自己发动这一运动的目的，甚至是否能够完全控制这一运动的过程（或者说不断实现自己的阶段目标）。王绍光在其《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更全的版本易名为《超凡领袖的挫败》），对武汉文革中的造反派群众参与文革的动机和行为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但他似乎没有充分注意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中的主次之分。他反对“领袖中心论”，认为“毛中心论”需要几个假设：发动者有明确的目的和实现去目的的总体计划；二是有一种神奇的权力能保证其宏伟计划能够像他希望的那样实现；三是大多数人可以很好地理解领袖的意图和计划，并愿全心全意来执行计划，即只有从上到下的单向沟通。但他的这几个假设似乎是太强了。如果要这样才算“中心”，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成为“中心”。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在各种历史合力和一定是“互动”的实践中，任何人其实都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说，尤其是那种远离社会现实和人性的目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而不管持这一目的者拥有多大的威望和权力。王绍光似乎没有区分上述的两个不同问题。领袖是否一定要全程控制运动乃至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才算“中心”？而我以为，实际上能够成为行动的“主角”（即事件是主要由自己生发）而不必是“主人”（即通过这些事件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已经可说是“中心”了，已经要在道德上对其负责了。王绍光在其翔实的著作中对许多事实的描述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的，比如他指出造反派中的许多人其实是相当理性的，各有自己的打算，决定参加那个组织多能找出合理的解释（但也有随机和偶然的参加），但是，他也可能低估了造反派也有非理性或者说疯狂的一面，尤其是在群众行动中，在“广场效应”中。而且，在造反派中最年轻的一支、即作为急先锋的一支——红卫兵那里，有更多的疯狂，而中学红卫兵又比大学红卫兵更加充满非理性的激情、非功利以致牺牲的精神。包括红卫兵后来分裂为誓不两立的两派组织武斗不止，也是不仅有理性的算计，也有信念、以及激情和宿怨等各种情感的介入。双方都绝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反毛主席，也都不认为自己保守，而认为对方是这样。而且，他们也深受斗争哲学的影响，甚至也深受领袖的鼓舞，因为毛主席也就是这样斗出来的，而文革也就是这样一场既是社会阶级的、又是党内路线的殊死斗争。他们要通过斗争“打出一个红通通的新世界。”其实他们后来应该是明白了，他们的“敌人”其实是他们差不多一样的人，他们都是一副棋盘上的棋子，而问题还在于，摆出这副棋盘的人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意挪动这些棋子，也收拾不了这一残局。但他还是有相对于群众的决断权力，他可以撤掉这些棋子。他解决不了红卫兵的派性斗争问题，但可以把两派都送下乡去。而在这之前，红卫兵毕竟也部分地实现了他的一些目的，比如清华蒯大富率领的红卫兵在“打刘（刘少奇）”中的突出作用，南开红卫兵的所谓“揪出叛徒集团”，都为他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立了功。
王绍光说毛泽东“成功地、甚至是太成功地发动了广大群众，但他却没能成功地指导这场运动。”因为冲突的各派群众“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没有成功呢？为什么文革失败了呢？这就涉及到他的目标是否真正符合社会和人们的真正利益或需求了，或者说，即便“符合”的话，也涉及到普通中国人甚至一般人的人性是否能够承载他的理想了。或者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假如他有更大的权力和威望，假如他领导的是另一些群众，或者他的战略部署做一些局部调整，他的理想方案本来是不是可以成功呢?但如何去更换群众呢？他发动文革的一个目的不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吗？不就是要创造一代新人吗？但锻炼的结果如何呢？无论如何，我们要考虑植根于人性的可能性问题。未来也许不会有和过去一样的乌托邦了，但是还可能有新的样式的乌托邦。“文革”是怎么失败的，谁也没有办法直接对抗冠以四个伟大的“英明领袖”，谁也没有力量正面对抗他发动的“轰轰烈烈”，刘少奇的组织机构不行，老帅们的“二月逆流”也不行。“文革”其实是后来悄没声儿地被后来的群众的冷漠打败的，被小道消息的“耳语”打败的。一向相应运动号召的群众后来不再积极响应了。动员时代终于到达了它的最高点，它必须达到最高点才能下降。就像战国时代其他国家的军队没有那个能抗秦军之锋，但是在秦朝二世之后却似乎变得不堪一击。
总之，通过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发配到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们，也就是先前的“红卫兵”们，的确在那里受到了一种“再教育”，甚至说是一种新的“启蒙”也不为过。而这种“启蒙”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怀疑“文革”的方向，被钦点为接班人的林彪的出走而亡也使人们对领袖的“英明”信念发生了动摇，直到1976年4月、多年来第一次非组织和领袖动员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其中许多参与者正是当年的红卫兵），虽然当时遭到了镇压，却为不久之后四人帮的覆灭显示了人心所向甚至可以说预先奠定了社会基础。知识青年们开始从下面看世界。他们在农村和工厂的艰苦磨炼中，深深地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认识了普通的老百姓，也包括更深地认识了他们自己，虽然他们也为这种认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青春的代价。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44年前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了。但是，就像《文化纵横》上一期所做的专题“暴戾的中国”中的一组文章所揭示的，在正在走向富裕的中国，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不少暴力的事件和暴戾的倾向，以及种种来自体制也来自个人的对生命轻贱的现象，这是否和当年狂飙猛进的“红卫兵运动”有某种关系？甚至更扩大一点说，是否和文革、乃至在二十世纪中叶一直强调、只是在文革中达到顶点的斗争哲学和暴力主义有关？总之，为了避免未来的灾难，对于激荡的二十世纪留给中国的思想和实践遗产，我们还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清理。
但作为一个过来人，如果我说从总体而言，现在的“红卫兵”一代人其实倒有可能是离当年的“红卫兵”思想和行为特点最远的一代人，当年发生的事情倒有可能更让现在的年轻人感到新奇而不会再吸引他们，希望不致被视作是“奇谈怪论”。因为，当年的红卫兵这一代人亲身体验了两种不同的经验：城市和乡村的经验、上层和下层的经验、破坏和建设的经验，“反修防修”和“拨乱反正”的经验；乃至于希望和绝望、宠儿和弃儿的种种感情体验。他们的人格应当是比较独立了，他们的阅历使他们不容易再轻信任何高蹈的主义或“超人”了。他们知道艰难地重新获得的常识的珍贵。他们也从自身的教训，从无谓死去的战友那里知道：洋溢的生命力若不加任何约束、尤其是让其变为肆虐的暴力的凶险后果。的确，他们已不再年轻，甚至可能变得相当保守。他们现在也的确有一些他们自己认为真正值得捍卫的东西了。当然，他们的心灵也还是应当努力保持开放，努力去理解今天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