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课程，我们分析董仲舒思想，我先给个历史定位：董仲舒代表着天命观念的复归，他是“儒主法辅”的中华帝国思想的集大成者。我们第16课分析过荀子，荀子是“法主儒辅”的中华帝国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大约生在公元前316年，董仲舒大约生在公元前179年，两位思想家大约相差137年左右，两人皆为集大成思想家。春秋战国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法家各家思想元素，或入荀子，或入董子。荀子法主儒辅，董子则儒主法辅，他们一左一右，共同奠定了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基础。 我在本课开课导言中提到，中国思想史核心观念的变化，可用“天-道-心-物”四个字来概括。“天”的观念，以天命论为代表，主要生成于西周初期，代表人物是周公。孔子从周，是西周思想的继承者。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道”的观念的形成，可以说主要出自老子一个人的智慧。春秋后期到整个战国秦朝时期，中国思想史大势，是从“神性之天”移位“自然之道”，从“天命”移位“道法”，引发中国思想史及制度史的历史剧变。老子《道德经》核心思想，处于“天”与“道”的中间状态，“道”还没有脱离“天”的规定，是“天之道”，由天所定义的道。但庄子开始了使“道”脱离“天”和超越“天”的思想进程。荀子则以自然之道来定义“天”，把“天命”压低到可以“制天命而用之”的程度。战国后期道法合流的黄老道家，法主道辅，脱离了上天的规定。秦始皇石刻文中去掉上天、抬高皇帝，是为了让皇帝成为天，神化皇帝。道法之下，皇帝之道（皇帝意志）就成为道法的实现通道。董仲舒（前179-前104）是一位问题意识极好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极会传播自己的思想家。“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讲学时拉下帷子，学生看不见他，这很神秘，学生会争相传播。董仲舒所处时代，仍是黄老道法家作为朝廷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司马迁父亲太史公司马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思想的评价，认为道德家（指法主道辅的黄老道法家）集六家之所长，“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集”，且“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本道（起于春秋，成于战国秦汉），儒家本天（成于西周）以“道”为本，即自然主义，会解构“以天为本”，由西周而来的神性之天、主宰神之天、宗教之天的力量会被消解，这会颠覆周代“天命-德礼”秩序传统。
董仲舒问题意识极好，他知道周孔本天，黄老本道，他所面对的思想上最大的问题，是“天”与“道”的关系问题。秦王朝暴起暴灭，西汉百废待兴，这是董仲舒思考的历史背景。以天命论为依托的周王朝存续近八百年，以“自然之道+皇帝意志+以法制人”为意识形态基础的秦王朝的短命崩溃，董仲舒要重新思考秦帝国意识形态的教训及西汉帝国意识形态的更新指向。如果说荀子以道定义天，把天自然化，以道整合诸子百家。董仲舒则是返本归源，把道天命化，以天整合诸子。董仲舒认为国家意识形态必须以天为尊以道为用，而不能以道替天，他因此成为天命回归力量涌现的管道，这是春秋战国以来一路下滑的天命论思想的逆势反弹。自然有秩序，历史有法则，看到这点，并不难。看到自然秩序和历史法则的背后，有更深的主宰力量和更高秩序，这很难。董仲舒洞察到“天不变，道亦不变”，重新看到“道”前面的“天”，这是中国思想史战国以来对超越性主体所闭上的双眼，再次睁开了。或者说，上天开始对倚龙逆天的一些战国秦汉思想者们厌烦了，直接给了董仲舒启示，于是董仲舒灵感满满，向世界重申上天的主宰权。
传统思想主要表现在传统文献中，思想史研究，就得以文献为基础，结论要出自文献，不能离开文献胡思乱想，得遵循西学所称的“以文献为本的研究方法”Text-Based Research。研究董仲舒天论，我们一起来读读他的天论文本。上天执其道，这说明道乃天之道，上天之法。天与道的主次关系很清楚。天为万物主，天与万物关系很清楚。其宇宙观结构是：天-道-万物。天为造物主，天以道创生万物，以道运行万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上天永恒自在，天道永恒不变。尧、舜、禹、三圣相继坚守同一不变之道，而同为治世者。凡不顺天道而以己道替天道者，同为乱世者。
信天者必信道，信道者必遵道，遵道者治世；逆天者不信道，不信道者必逆天，逆道者必乱世。
王权之上有天道，天道之上有上天。遵道者有天命而昌，违道者遭天罚而亡。董仲舒天论不是创新而是原教旨，是对周公以来的绵延不断的天命论政治神学的返本归源。我们简单疏理一下天命论思想的源流。“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董仲舒“天-道-万物”的宇宙观，是对周孔天命、老子天道、墨子天志的宇宙观的返本归源。抽象地说人，太模糊。如果把人换成君王，意义才能显明。西周敬天而信天命，君主自称“小子”。道学兴起，伴随圣人概念兴起。重己明道、以己用道的君主，内心已是“圣人”。天学之下，君主为小子，循天学之传承。道学之上，君主为圣王，遵自我之明断。这要加一个限制，此道学非老子道学，而指战国秦汉法本道用的黄老道学。老子道学没有脱离天，有对“天网恢恢”的敬畏。
董仲舒天论，将政治重新置于天命论信仰之下，将政治宗教化，重建政治的神性维度。郊祝曰：“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降甘风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维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君主政体下，政论核心即君主论。董仲舒重回天命论，在天命论下确立君权地位。这有两个方向：从臣民角度看君主，这是神性天子，重新赋予君权以天命神圣性，这是巩固君权。从上天角度看君主，这是上天之子，在天命之下，当服从天命，这是天命政治神学对君权的限制。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董仲舒“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观念，是要给王权重新戴上天命论的“紧箍圈”。
问题来了，有了政治神学的天命论“紧箍圈”，实施的“紧箍咒”是什么？由谁来念？在西方，“紧箍圈”主要是《Bible》，由独立的教会来念，有封建贵族们为后盾。
他以对孔子《春秋》的公羊传“天人感应”的“灾异论”解读为“紧箍咒”，由他自己来念。
但这力量不够。要强化力量，意味着必须对传统儒家经典如《诗》《书》《礼》《易》《春秋》等进行神学化处理，对孔子进行神圣化提升，同时需要形成一个儒生教团，这正是董仲舒努力的方向。他的努力不仅影响了西汉东汉经学的思想发展，也为儒生教团进入朝廷开拓了道路，为中国王朝政治的儒学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天命高于君命。天命论下，承载天命论思想传统的儒生群体，就有超越君权的天权依托。没这前提，所谓思想者的独立性，就失去基础了。但同时，大家想想，君王们对权力都敏感，他们自然会喜欢“屈民而伸君”、“以人随君”，但他们会喜欢“屈君而伸天”、“以君随天”背后自然会带出的儒生教团限制君权的权力结构吗？“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君权的核心任务就是保卫君权本身，君权的核心倾向就是扩大君权。对以君权为命的君主来说，董仲舒这种依天限君的“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是不是已经很大逆不道了？君王们凭借暴力优势，一定想压住这种思想及组织的势头，努力使“经学君权化，儒生臣妾化”，是不是？ 公元前135年，董仲舒论辽东高庙火灾的 《灾异之记》被指控讥讽朝政，董仲舒被判死刑，被汉武帝赦免，从此小心翼翼以居家修学著书为事。君主打压“君命逆，则民有逆命”的思想是必然的，董仲舒没有“君命逆，则民有逆命”的强大的天学信仰传统及自身个性和社会组织条件，但董仲舒看到了天命约束君权对国家长治久安、对民众安全、对生命发展的重要意义，重新提升思想史上的超越性、神圣性关注，使中国精神不完全滑入纯世俗化、庸俗化的低谷，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可谓弥足珍贵。现在我们多少有些世界眼光了，知道凡有高成就的民族国家，其精神生活中都有较高位的神圣性。精神过于世俗化的民族，在人类思想和科技领域，都缺少开创性的引导力量。看来“君命逆，则民有逆命”，前提是“民”有超越“君”的信仰准则和力量，这并不是一位孤立的思想家能做到的，它需要有神圣的经书、强大的神学传统以及成规模的教团-信众组织才有可能形成一些制衡力量。JD教从小宗派发展成普世宗教，其信仰的自由、教团的自主，这是从十字架的血中流出来的，是从斗兽场中面对猛兽撕咬时的颂歌声中长出来的。神圣的权利往往是需要血的成本来滋养的，而超越生死的强大信仰力量的持续支撑则是前提。儒家信仰精神的上升势头，董仲舒以后，开始折转下落。直到千年以后的朱熹、王阳明，才逐渐从“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宋志磐《佛祖统纪》）的灵性低位开始回升，但也一直没有达到董仲舒依天而限权、依天可逆命的灵性高位。未来可期否？没有超越世俗权力的信仰独立的思想群体，没有超越性、神圣性召唤的精神传统，一个民族的精神之眼难以仰望星空、内心能量难以持续上升，民族内在的强盛难以生长。今人贬损董仲舒，常指责他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思想专制。我前面说过，思想史研究，要遵循西学“以文献为本的研究方法”Text-Based Research。按文献去查询，我在董仲舒相关文献《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中，没有找到这个提法。与此相关的内容，出自董仲舒去世后近200年的班固《汉书·董仲舒传》，里面记载董仲舒对册中有这样的内容：“臣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是董仲舒向汉武帝的建议，涉及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选择：是延续战国中后期形成的法主道辅的黄老道法家意识形态，还是返本归源继承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孝经》等)为代表的周代天命论政治意识形态。
简化一点，是选择新综合法家（指战国以来以法家为主兼容各家的道法家，即《史记·太史公自序》所指的道德家）还是新综合儒家（指西汉以来以儒家为主兼容各家的经学化儒家）的问题，是以“天命为基德礼为用”为主还是“以道法为基刑罚为用”为主的问题。其实，无非是周秦之争、儒法之争在董仲舒时代的一种表现。周秦之争与儒法之争，一直存在于中国思想史和制度史之中，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历史的重要角度。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兴起评法批儒意识形态运动，背后涉及国家应如何治理的问题，这周秦-儒法冲突没完没了的，是不是？董仲舒倡导“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要在周秦-儒法之争的背景下来理解。任何一种国家体制，都有其主流意识形态，明确善恶是非，统一道德和法律标准，这样才有价值主心骨，官民知所去就。矛盾冲突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同时并进，国家不可能同时倡导不同的政治价值观，此事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试想，美国价值观及体制安排，以JD教传统、《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为基准，不可能同时倡导YSL教法及其政治安排， 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并非要求对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不同的思想流派进行焚书坑杀。从国家政权角度讲思想自由，只可能是特定价值立场上的思想自由，自有其“政治正确”，排斥与主体价值矛盾的政治思想选择，这是国家秩序维护的基础，这是我们得承认的事实。人们很难要求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应当把手同时按在《SJ》《GLJ》《吠陀》《论语》及各种佛经上，是不是？即便是今后有一个以自由为原则的意识形态和体制，要有序运行，是不是同样要对极端反对自由的言论及制度取向采取“勿使并进”呢？董仲舒作为公羊学博士，他基于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基于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他在对册中请求汉武帝将新综合儒家（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基础，替代新综合法家（战国秦汉道法家），这无可厚非，一定得争的，他有这个权利。从汉武帝意识形态管理的实践看，他是开始推崇儒学，设立“五经博士”，但不存在彻底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问题。一个小证据即可说明：董仲舒"天人三策"对册时间大约是前134年，大约在27年以后的前107年，司马迁担任朝廷太史令。《史记》大约完成于前91年，这时董仲舒已去世约13年。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论六家要旨中可看出，司马迁思想仍然是公开以黄老道法家为尊的。司马迁是汉武帝朝在位时重要的意识形态代表人物，司马迁可不是"独尊儒术"的，而且还贬低儒家，可见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缺少实证基础。为什么董仲舒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为什么汉武帝的政治实践中也没有什么全面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但今天的学术-舆论上却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栽到董仲舒头上呢？近几十年来，中国国学界主流已经逐渐发现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栽赃在董仲舒头上，是一个必须重新审查的问题（丁四新先生“近四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的三个阶段”一文中，对四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有清晰的说明，大家可以参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董仲舒说的，是1916年学者易白沙在《青年杂志》上批判儒家时对董仲舒思想的描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易白沙是新文化运动早期公开批评孔子的学者，他对孔子和董仲舒儒家的批判，将董仲舒定位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上，在以后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潮流中，不断以讹传讹传到今天。历史告诉我们，打倒孔家店的结果是什么?从中国思想史来看，就是法家及与法家联合的外来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是不是？我们《中国思想史核心观念》，集中在核心问题上。我们讲董仲舒思想，集中讲了他的天论和政论，对他“天人感应”、“灾异论”这些细节，只是粗略介绍，没有多讲。在今后成书时，会补入这些细节。下节课我们分析司马迁思想。过去讲司马迁，主要讲他的《史记》史学，我们则重点分析他的思想，可能会令大家大吃一惊。我们下节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