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为什么会在晚年痴迷于佛教(6月9日)

贾春宝 2021-06-09 10:53 评论(0)

梁武帝为什么会在晚年痴迷于佛教(6月9日)

从佛教的视角,梁武帝萧衍也算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人物,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活了86岁,他虽然生逢乱世,但是不仅出身好,而且一生基本没遇到什么大的坎坷,最终因为侯景之乱才被饿死,相信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年纪,在那个心态也算是喜丧了,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因为遭遇侯景之乱而死去唏嘘。本文简要分析,为什么梁武帝会在万年痴迷于佛教的问题。

按照《易经》的卦象,贵为“九五之尊”自然是高处不胜寒,到了“六九”就会是“上九:亢龙,有悔”其含义是“龙飞得过高,会有灾祸或后悔之事”。

所谓“灾祸”是指内忧外患,是外部势力的觊觎和内部臣子和封疆大吏的合力,导致其政权更迭,而“后悔”则包含回顾与展望之意,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得失之间又有什么启发,人越是上了年纪,就越是会深入考虑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知道哪些不可为,哪些需要抓紧时间去修为。如何做抉择并执行,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遗憾。

梁武帝贵为一国之君,不管是物质财富还是权力都已经处于顶峰,除了将江山坐稳,保持政权的持久性,也没有什么别的要做的。用宗教的力量去加强梁朝民众的“精神文明建设”,树立更有利于稳定统治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必要的。

梁武帝萧衍的时代,经过将近千年的总结诠释与传播,佛教已经相对成熟,不仅理论已经相对完善,而且信徒众多,高僧之间的辩论和学术氛围也足够可以引起关注。

梁武帝上承汉明帝刘庄和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下承唐太宗和玄奘,当然后面还有大清的顺治皇帝,都是可以被记载佛教史册的人物。萧衍前有汉明帝刘庄及其子章帝在位的三十年间,政治清明,社会经济繁荣,国家相对稳定,史称明章之治。后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也是因为有了唐太宗才有玄奘的用武之地。顺治则据说出家永远遁入空门,当然此事没有正史的记载,一切都是传闻,这也成为大清的四大疑案之首。

先看鸠摩罗什。而在梁武帝之前的100多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传大乘佛教至东土,弘扬佛法。这个也为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奠定了基础。罗什父鸠摩炎出身天竺望族,后至龟兹,龟兹是古代西域绿洲国家,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鸠摩炎与龟兹国王的妹妹结婚生下罗什。罗什7岁随母出家,初学小乘,后到罽宾、沙勒,遇到莎车国大乘名僧,改学大乘。博读大小乘经论,名闻西域诸国,在汉地也有传闻。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坚遣吕光攻伐焉耆,继灭龟兹,将罗什劫至凉州。三年后姚苌杀苻坚,灭前秦,吕光割据凉州,罗什随吕光滞留凉州达十六、七年。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攻伐后凉,亲迎罗什入长安,以国师礼待,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罗什主持译经事业。之后十余年间,罗什悉心从事译经和说法,成就斐然。

从所处的时代而言,越是生逢乱世,民众就越是关心如何缓解生老病死的痛苦问题,而在这个时候,宗教为人提供的心理疏导和精神支柱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萧衍生活在南北朝时代,常年的战乱使得人口锐减、民不聊生,越是在这样的时代,民心就越是期待和平和休养生息。而萧衍贵为梁朝的开国皇帝,就更是需要体恤民情了,这一点也是其与佛结缘的基础。

历史记载,萧衍虽然出生富贵之家,但是生活很是节俭,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在这方面,萧衍颇有清帝雍正和道光之风,在中国古代所有皇帝中也算得上出类拔萃之辈。佛家弟子通常都饮食清淡,不着华服,这也是梁武帝与佛有缘的基础。

萧衍虽然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勇猛无比,智勇双全,毕竟亲身经历战争,也要为一些人的死而负直接责任,而且他登基称帝之后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夏秋冬,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可谓“自律之至”,通常佛门中从不缺乏勤劳自律之人,勤劳自律也是梁武帝跟佛结缘的因素。

梁武帝为了广泛地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没有被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这个可以说是民主的做法,更是谦恭从政、以善行治理国家的典范。

萧衍最为后世所知的是“皇帝菩萨”。他在527年3月8日,529年9月15日,546年4月10日,547年3月3日先后四次滞留同泰寺“舍身出家”,而等到群臣捐巨资“赎回”其皇帝,才回到宫中处理政务。

其实佛教与世俗政权之间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大乘佛教会对世俗政权有削弱的作用,但是小乘佛教却教人安于现状,对政权的稳定是利大于弊的。虽然如此,但信奉佛教的皇帝总是会在进取心上大打折扣,因为重文抑武,所以少不了内忧外患,所谓内忧就是朝臣与封疆大吏对朝权的虎视眈眈,而外患则更多的是边防危机。假如内忧外患相互勾结,则政权不久矣!

梁武帝萧衍就是在上了年纪之后,才热衷于佛家事务的。人往往都是这样:越是上年纪就越是会去探究佛法之类的理性与哲学问题,梁武帝亦如是,他晚年笃信佛法,纵容邪恶,重臣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除了那些政教合一的朝代和国家,宗教与世俗总是对立的局面,至少建筑佛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预算方面留给世俗的就会相应减少,而如此就会动世俗的利益集团的奶酪。假如不能有效化解,就会激化矛盾。从这种角度,专攻于思想精神信仰灵魂之类的宗教事务,与世俗政权及利益集团就是从根本上对立的。这对矛盾无法根本解决,只有此消彼长,阴阳平衡才可以。

所谓“阴阳平衡”也绝对不是简单的“55开对半分”,对于世俗政权而言,能拿出最多20%的比重,象征性地支持宗教事务,已经很是难得了,而且宗教的核心是戒贪的,物质享用更富足,就会消磨自身对于宗教事务的信仰与使命,过犹不及,比例过大也未必就是什么好事。就如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所提出的口号“物质与精神,两手都要硬”,但是在实力和资源都有限的情况下,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先行,也是合理的选择。

只是在世俗的朝代更迭的历史中,萧衍最终得到了“武”这个谥号,世俗社会以这种方式对萧衍的“盖棺定论”,对其大半辈子探究佛法的努力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无奈,他自身也无可奈何。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梁武帝萧衍那样有智慧,并且先知先觉的。虽然在侯景之乱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在对宗族内部的人多有大度与包容,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可能了无遗憾,也不可能逆趋势而为。

贾春宝

2021年6月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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