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农村普遍没有形成稳定的血缘集团，以及一定程度的共有的行动准则。该地区农民为解决生产、生活和交往方面的问题，一般通过人情来搭建不同姓氏、不同家庭的关系。当地村内通婚较为普遍，人情盛行，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由此带来的开支已使农民不堪重负。东北人情与江汉平原、贵州农村的状况极为相似，都表现为繁盛而无规则。
在这些地区，现代性的公平与正义、公正与权威等观念较为容易被人接受，血缘本身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不能作为行动的依据，兄弟之间讲究的是法律上的平等。但是，血缘的不在场并不等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他人的帮助，不需要与他人进行感情上的沟通。帮助和沟通如何可能？在血缘淡薄的原子化农村，人情是联结农民家庭之间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桥梁，农民通过人情的纽带将“外人”内部化，变成“自己人”。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人情负担再重，农民也不轻易退出人情圈的缘故。
自己人的交往原则讲究的是建立在长远预期基础上的人情面子，而不是短期的利益算计。在江汉平原，人情的组织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小组打破了血缘的范围，不仅是生产生活的单位，也是娱乐休闲、情感交流的共同体。不在小组里的血缘群体可以没有人情往来。在贵州农村，人们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不是血缘关系，人情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连接纽带。事实上，该地区的人情单位远远超出了村民小组的范围，只要是周边村寨的人都可以纳入到人情单位里来。东北农村基本上没有血缘的认同，村落内部的各类关系因为没有血缘的规范而变得十分复杂，而是由人情勾连着。
人情在血缘很浓厚的地区，如中原和南方农村，也很重要，但人情本身不是根本，它是血缘关系的润滑剂。在原子化地区，人情本身就是本体的，撇开人情，一切关系以及由关系规定的行动规则都不存在。人情作为外人内部化的机制，在这些地区不仅规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且规定着关系背后的行为逻辑。两个在一个地区生活、成长起来的人，尽管相互熟悉对方，但在建立人情之前，两人的关系并不很亲近，交往中虽然也讲究熟人社会的面子、交情，但一旦遇到利害攸关的时候，必然会据理力争、互不相让。而当他们由于某种机缘，建立起了人情往来，关系就立马变得亲密起来。道理很简单，人情将两个本来不是自己人关系的人变成了自己人，彼此将对方纳入自己人的体系。
自己人的交往不同于外人之间的交往，交往规则完全不一样。自己人交往讲究情感、情谊和人情面子，外人的交往更多的是理性的算计和依法办事。所以，通过人情建立关系之后，交往双方的行为逻辑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自己人关系带有很浓烈的情感意涵，总是温情脉脉、柔情似水，田园诗一般。在交往中，由于人情的纽带，人们很难将面子拉下，做出很出格的行为，或不给对方留一丝面子。有人情在，就有约束和必要的牺牲。村干部正是利用了人情的这些特征，使工作开展得游刃有余。与村民，特别是与大社员一类的村民建立良好的人情关系，工作基本上就算做得差不多了。很难想象作为村干部的人情对象的农民，会不给村干部面子。不给面子，就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在将人情看得如此之重的地方，不懂人情世故，就是政治不正确。
人情及其背后的规则决定了人们的人格结构和思维结构，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逻辑，决定着人们的是非观念，决定着当地社会的政治正确。不按照人情办事，将人情对象当陌生人，驳他的面子，出他的丑，就是政治不正确。即使这个人做的是错误的，或者是你反感的，你也要给情面、留余地，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因此，人情在原子化地区，不仅勾连着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互助合作成为可能，同时也规定着当地社会的基本规则体系和观念体系，形塑着当地社会的乡土风情和人文结构。
我们在贵州、江汉平原和东北农村调查，一个很大的感受是，这些地区的人情很重要，同时却又没有什么规则可言，杂乱无章，当地人也感觉人情繁重难以承受。在人情的周期、规模、对象、载体、仪式诸多方面，这些地方都没有限制。
人情的周期是指做两次人情之间的间隔时间。人们认可多长时间可以举办一次酒席，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规矩，超过了这个间隔，或者在这个间隔内多次举办酒席，都被认为是不符合规矩的。前者的过失在于你不给他人还人情的机会，从而使其承受着人情压力（心理层面），或者被认为是你看不起人家，许久都不请他们吃酒席。后者的过失是打破了周期的基本规定，使人情对象的人情开支猛增，同样造成人情压力（物质层面），或者被认为是想通过多次举办酒席来捞取钱财，剥削人情对象。
根据农村经验，一般的人情周期在十年左右，以一些重大的人生仪式为限，如出生、结婚、做寿、过世等，当然，因为人生仪式打破周期的硬性规定是允许的。宜昌农村有位老太太用了15年还完了她老伴过世时的人情，心情非常轻松和自豪，于是开始谋划下一次人情。之前她不敢有此打算，因为旧的人情没还完又办酒席，怕人家说闲话。因此，她大女儿出嫁就没有办酒席，当小女儿即将出嫁时，人情已经还完，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办酒席了。在老太太眼里，在周期之内举办酒席收取人情是不合适的，她不敢打破这个惯例。这是严格遵循人情周期的地区。
在原子化地区，人情周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被打破，人们不再受人情周期的限制，开始缩短举办酒席的时间：从之前的十年为周期，2000年左右的以五至六年为周期，到2004、2005年以三至四年为周期，再到2007、2008年以一到两年为周期，周期急剧紧缩，办酒席的次数愈发频仍。人情周期缩短，或被打破，说明规范人情周期的规则被突破。
人情的规模在这里指的是举办酒席的规模，即一桌酒席需要多少钱，按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档次计划，这些在地方性共识中都是有规定的。在湘南农村，一般酒席要多少个菜，哪些菜，什么样的价格，怎么做，每个菜的量，如何搭配，上菜先上哪个，后上哪个，都有明确规定，不以主家的意志为转移。这样的共识抑制了恶性的攀比所造成浪费。贵州农村的酒席简陋，但人情礼金不低，主家办酒席的心态是赚钱。为了赚钱，酒席越办越简陋，有不少人干脆送了人情后就走，不在主家吃饭。在常德农村，举办酒席的竞争十分激烈，一家比一家更舍得花钱，从而造成恶性竞争，办酒席不但赚不了钱，还要贴钱，为的是面子上不输人。这些地区的人情都缺少一个超越个体家庭之上的规范力量，个体的意志很容易表达出来。
人情的大小指的是人情礼金，它与人情的对象息息相关。人情对象是指被纳入家庭人情链条中，成为人情往来一分子的人。传统上，不同的人情对象，在上人情时是有不同的规定的。在南方农村，宗族内部，人情送得最重的是五服之内的叔伯，其次是房头内的家庭，再次是宗族内的一般礼。在亲戚关系中，人情上得最重的要数舅表亲，再是姑表亲，最后是姨表亲。同一层次内的关系，不会随意送人情，而是按照当地的普遍准则，各个家庭事先通气，到底送多少，下一层次的人送的礼一般不会超过上一层次关系的。总之，不同的人送不同的礼，相同的人送的礼则相差不大。
我们在江汉平原调查时发现，该地区在人情上已经不再恪守人情对象与人情大小的基本规范，送礼已经突破亲疏远近原则：交情好的，上的人情就多；交情不好的，上的就少，或者中断人情往来。同时，还出现了竞争的情况，为了显示比别人慷慨大方，比别人跟主家的交情更好，人情就上得比别人更多，从而使人情礼金不断上涨。从之前的几十块钱，到几百，现在上升到了几千块钱，人们不堪人情的重负，又不得不为之。另外，只要是有点沾亲带故的人，不管应不应该邀请，都被邀请过来，突破了传统规则对人情对象的限制性条件，从而使得人情的链条无限地拉长，造成普遍的人情负担过重。
人情的载体即人情的事由。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得上举办酒席，也是有规有矩的。如前所述，最基本的人生仪式必须得办酒席。人情的周期以这些基本的人情载体为依据，但是当人情周期被突破之后，人情的载体就会有新的形式，不再拘泥于人生仪式。
2008年我们在贵州调查时看到，那里农村的人情载体可谓五花八门：今年建第一层楼房办酒请客，明年建第二层再请一次；为老人立碑要办酒请客；还没有到60岁，提前几年就把寿酒给办了，到了六十大寿再办一次；一个老人做寿，几个儿子分别在不同的日子办酒请客；实在是找不到好的由头来办酒，就把老岳丈请到家里来，为他举办寿宴。我们在东北农村调查时，正值高考录取放榜，很多家庭不管孩子考得如何、录没录取，先办个考学酒，收了人情再说。在这些地区，人们都在拼命地寻找由头，不管符不符合规矩，只要自认为说得过去，就整出一个酒席，然后心安理得地收取人情。
人情的仪式意指在有人情礼金的酒席中所规定的一系列仪式性活动。酒席的迎来送往、请客就位有着很多的规矩：首席、次席、三席、四席等主要的位置皆不可以随便就座，特定的人物应以特定的方式被拘座，一旦出现差错，就会产生很大的麻烦。陪客人也有讲究，没有相应层次、级别的人来陪客，即使被拘主要位置，也会深感不爽，有被轻视的感觉。在湖北大冶，有三亲六党之说，不同的亲戚意味着不同的地位。在酒席中，一般由“支礼”来拘不同的席位，支礼会事先问明白。然而有时拘座出现差池，就很可能造成老亲（如父亲的舅舅一门）愤而离席，从此断绝亲戚往来，这往往被认为是故意找茬中断人情的一种普遍方式，但人们一般不愿意在酒席中出现这样的不愉快，因此主家和支礼在这方面特别谨小慎微。尤其是在传统婚礼和丧葬仪式中，仪式繁复而缜密且充满了禁忌，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
很多农村地区，酒席上的仪式都在逐渐简化、淡化，甚至完全没有仪式，仅仅是吃喝而已。江汉平原和贵州农村兴流水席，从第一席开始就是随意就坐，不就贵客和席位，迅速吃完走人。我们在京山某村参加过一次丧葬，老太太是喝药自杀的，不见娘家人来“打人命”，也没有安排重要席位，只瞅见娘舅家的人混坐于众人间嬉笑怒骂。在江汉平原，酒席缺乏传统的礼仪规矩，只需要一个搞怪的主持就行，谁热心于搞怪，谁有积极性、能说会道，能够逗人发笑，就会被邀请做主持，此前负责司仪的礼生不再重要，不再需要固定的人选和特定的培养模式——礼生变成了丑角。在婚宴上，传统礼仪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搞怪的“玩脸”，即戏耍公公与媳妇，花样越来越离奇、新颖，旧的玩腻了，就推陈出新。没有了仪式的酒席，就成了纯粹收取人情、吃完走人、搞怪逗乐的场合。
以上叙述表明，在原子化地区，人情的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去规则化的趋势，以前的公共规则，逐渐被随意性和私人性的主张所取代，私的规则在人情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王德福从大冶农村人情大小和人情对象的高度匹配中，得出了当地依然是公的规则在起作用的结论。公的规则抑制了私性的膨胀和竞争。
所谓公的规则，就是地方性共识中对人们行为规制、规范和限制性条件的总合，是一套应该如何行为、不应该如何行为的规则体系。个体及群体只有在这套规则体系中寻找行为的合理轨迹，并从中寻求行为合法性的资源。公的规则很强大的地方，往往会压制个体性的过度彰显，从而将当地社会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在大冶，纠纷解决过程必须经过一个从家族到房头再到宗族的过程，“越级”是不被认可的行为。明家巷由房头组成的理事会会长明某与侄子因宅基地发生矛盾，希望理事会给予解决，但是理事会并没有受理，原因是他没有经过房头内部的过程直接上达房头理事会，被认为是不合规矩的。宗族房头公的规则在这里打消了明某私的打算，维护了公的规则的权威性以及纠纷双方的公平性。
公的规则在人情中表现为人情的周期规定难以逾越，人情的规模、大小都有硬性规定，与经济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人情的对象不依据交情来设定，人情链条的伸缩有规有矩，不依个人喜好和意志为转移，人情的载体被限制在主要的人生仪式，再加上一些重要的事情，人情仪式相对保存较为完整，张弛有度，等等。2008年湘南水村马医生家里办毕业酒，考虑到家庭条件较好，考学又如此之重要，近20年没有办过酒席了，马医生家想多弄几个菜，但这个想法被管事的几个人给否定了，原因是怕引起不必要的攀比。在湘南等地，公的规则具有至高无上性，即使最强势的个体、家庭也必须对之俯首称臣，个体无法对公的规则发起挑战。
私的规则，讲的是以个体私人的喜好、意愿、能量、势力为行动的准则，而不以外在强加的限制为依归。私的规则与公的规则相对应。私的规则在乎的是私人的个性、喜好、面子、感受等。我们在皖北调查，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去世，她近60岁的儿子要按照一般的规矩办丧事，但是她30几岁的孙子不肯，一定要请脱衣舞者来热闹，由此父子产生了激烈的对抗情绪。最后孙子威胁父亲说，如果不按照他的要求来办，他就不出钱，以后也不会给父亲养老送终，最终父亲向儿子妥协，“脱衣舞”顺利进入村庄。
私的规则以挑战公的规则的姿态出现，带来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后果：公的规则退让，人们行动的一整套限制性条件不复存在，行动趋于无序；私的规则必然导致人们在某些事情、对象上展开激烈、残酷的竞争，比如“脱衣舞”的引进，是通过感官刺激吸引更多的目光，使丧事热闹，从而获得面子，而其本身就需要很多的花费，花得起这个钱就是有面子，必然引起攀比之风。其他如人情规模也如此，没有了规则的限定，完全按照个人条件来搞，其他条件不好的家庭也要跟风，花销在竞争中越走越高。公的规则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抑制人低俗的一面。私的规则的进入，会招惹一些低俗之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许多农村地区看到丧事上跳脱衣舞、唱流行歌曲，婚礼中玩“灰公醋婆”等场面。
在人情中，私的规则占主导之后，有的地方出现了奢侈攀比之风，而在诸如贵州、江汉平原、东北等地的农村，则往往将办酒席当作收取礼金、赚钱的最便捷手段。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贵州许多农民工提前返乡。如何过个好年，如何筹划来年的开支就成了这些没有赚到钱的人的首要问题，想方设法整酒、收人情成为最优选择。有户人家两个儿子都未婚先育五六年，2007年建了新房欠了债，2008年没有赚到钱，债主却上了家门。于是这户人家以为大儿子举行婚礼为由整酒，整酒当日就有几拨要债的上门。据寨子里的人讲，他们家还预计明年再为小儿子举办婚宴，并且还有个近90岁的老太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过世，自然也要整酒收人情。私的规则促使当地人可以无视其他人的感受，不厌其烦地、大胆地为了私人的目的而行动，其他人必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行动。我们调查期间，就有人不堪人情重负退出了某些人情往来。
综上所述，在原子化的农村地区，因为缺乏强大的公的规则，私的规则主导着人们的行动，因此人情呈现出繁盛而无规则的局面。
任何规则都不是凭空存在而起作用，它需要有一定的载体，不同的载体承受不同性质的规则。在南方宗族性村落，公的规则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在原子化地区，私的规则较为显著，这与承载不同规则的结构相关。在前者，承载公的规则的是宗族房头，后者是私人个体、家庭，它们本身的行动逻辑完全不一样，最终强加到个体层面的行动也不同，因此呈现出来的个体行动的规则也大相径庭。在宗族房头内部，讲究的是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尊卑有差的差序规则，当个体在村落里举办酒席时，仪式内容就会体现出来，假若个体打破了宗族房头的差序规则，自行安排，房头内部的人就不会合作——你不尊重我，我何苦去丢面子，而使酒席难以办下去。
原子化地区讲究的不是权威与差序，而是个体家庭的自主体验。个体家庭强调其行为的合法性来自国家法律与其对外界的想象。因此个体较少受制于周边人群的影响和地方小传统，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主要以自身的感受和体验为准则。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看到在原子化地区，人情的各个方面都按照私人的好恶为基准践行，典型的如婚丧上的搞怪、跳脱衣舞，完全脱离地方传统，只讲究个体主观，感官体验。
在人情的其他仪式上，因为摆脱了宗族房头的差序，个体无论老幼都在平等的层次上看待彼此，秩序一旦混乱也就无所谓礼仪，如外甥与娘舅平起平坐；不再考虑尊卑等级，酒席上的乱座也就无所谓了；“随便还好些”，仪式也就不用举行了。原子化本身的定义就是血缘观念的淡化，行为的逻辑不能从血缘中去寻找，因此私的规则即对血缘所规定的规则体系的反叛，即对与血缘相对的姻亲、朋亲等规定性的反叛，它打破既定的规则体系，由个体自主决定行为的对象、方式，并承担相应后果。
公的规则，主要是血缘规定的差序的规则，在宗族房头力量比较大的地区仍表现得比较明显。当新中国将很多地方的血缘及其规则打破之后，在前三十年确实建立了新的规则制度，以重新规约人们的行为，但是后三十年，国家在这方面的兴趣似乎不大，在移风易俗上花的工夫较少。因此，在原子化的地方，原有建立于血缘之上的公的规则没有了，而国家又没有建立新的规则，私的规则就乘虚而入，并且越来越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