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文化金融是关于文化产业的金融问题，而不是关于金融的文化问题。
02
文化金融是基于文化的特性而形成的金融形态，作为文化金融的“文化”，是指以内容生产为主的文化产业。
03
从各类与文化金融相关的政策文件和产融互动的演变看，我国文化金融基本上是沿着从“支持”到“合作”的路径推进的，文化产业和金融的互动呈现层层递进的关系。
04
发展文化金融的根本意义是促进文化产业创新,文化金融通过资本利用方式的创新促进文化产业创新。
05
在文化产业创新中，金融的角色正在内部化，最终结果就是形成文化产业金融形态。
06
随着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趋重要，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文化金融中的角色和着力点都将发生变化，一个从外至内、内外结合的资本市场形态——文化产业金融形态即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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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文化产业发展和创新中真正发挥金融的作用，必须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产业金融。“支持”与“合作”主题的文化金融是一种产业关系的描述，是产业金融的前奏。
08
一个完善的文化产业金融运行体系，就是紧紧围绕文化产业的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等各个文化再生产环节形成的独立运行系统。
09
文化产业之中行业较多，业态特性差别也较大，文化产业金融的产业特性主要体现在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内容生产行业中，形成以内容生产为中心的产业金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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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没有一个完善的产业金融体系是不可想象的，但我国文化金融还未形成一种系统性产业金融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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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化金融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的一种创造，这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产业政策是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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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是基于文化生产领域的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体系，如何服务于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是文化金融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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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中的“文化”的外延是弹性的，主要界定于“文化产业”，向内特指“内容产业”，向外指与“文化生产”相关的所有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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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与金融的关系中，文化是特性，金融是根本。忽视了文化或文化产业的特性，文化金融就失去了灵魂；忽视了金融的共性，文化金融就失去了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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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研究金融工具和金融功能问题，同时从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政策环境等方面审视文化金融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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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即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但如果不能和国民经济体系融合、不能和资本市场融合、不能和国际文化产业体系融合，我认为这个支柱是站不稳的。这其中，推动文化产业和资本市场的高度融合更为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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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是文化软实力中的硬实力，“一带一路”愿景中，如何通过文化金融让我们的文化产品真正走出去，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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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内容产业的文化产业（如文化装备制造业）也是文化金融的服务对象，不过这不具备文化产业金融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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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文化生产的文化金融现象是自循环的资本游戏，人们不关注如何服务于文化生产，只关注短期收益，只关注如何制造泡沫并从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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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为货币经济的虚拟性而否定文化金融的价值，文化金融作为现代金融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非必然脱离文化实体经济，能服务于现代文化生产才是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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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文化金融的根本目的是服务文化生产，这是文化金融研究和实践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文化金融真正的价值将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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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要服务文化生产，这是由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决定的，也是金融的基本功能使然，更是国家金融改革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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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产的本质是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映。由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各国政府都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当然也包括资金的投入，只不过不同历史阶段的投入方式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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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生产在其中应负担起更大的责任，发展文化金融需要立足于促进文化生产的这一历史使命，才能有更大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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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工业化、企业化生产成为文化生产的重要方式，能够与金融的功能契合，金融的作用也渐渐体现出来，这是文化金融能够以服务文化生产为根本目的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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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文化金融不仅要有效解决文化企业融资和风险管理等基本问题，同时还要为文化企业提供综合服务，要帮助文化企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文化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资源渠道，促进文化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最终促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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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实体经济中的文化经济部分称为文化实体经济。在新的金融改革形势下，发展文化金融需要服从改革大局，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切实服务于文化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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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领域的风险防范，主要包括遏制文化金融“过度虚拟化”、防止文化“过度金融化”死灰复燃、发展规范的互联网文化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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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化概念的资本炒作和自循环的资本游戏是虚拟经济的过度化，是文化金融脱离文化生产的典型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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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金融体系方面推动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文化金融产品专属化、机构专营化、市场专门化和基础设施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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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部分，同时也是现代文化经济的主体部分。我们可以将基于文化产业这部分文化生产的文化金融称为狭义的文化金融，也就是“文化产业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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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交通金融、汽车金融、房地产金融、能源金融等产业金融形态已经都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其中科技金融与文化金融有极强的相近性和可比性，值得文化金融实践者和研究者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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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体现了经济属性，是金融能够参与文化生产的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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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金融视角发展文化金融是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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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支持”模式难以持久，机械地强调“融合发展”似乎也无法满足各方利益，所以必须推动以产业金融模式进一步服务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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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金融角度上，文化金融就是要形成有特色的工具、市场、基础设施体系以及相应的产业金融生态，以此来满足文化产业的复杂的特殊的金融需求，形成有特色的产业金融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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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机构和市场等金融体系要素，和文化产业分业形成了很多节点，这些节点就是文化金融的基本内容。需要切实认识金融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把握文化产业金融应用的重点领域和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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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中，文化企业有很多金融服务需求，这种需求可能不是资金融通、信用管理、风险转移、价格信号、资产增值这些基本功能需要的简单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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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的产业金融视角，需要切实结合文化企业的资产、经营、消费等各方面的特点设计产品和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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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金融服务需要相应的产业政策配套，也需要行业规则体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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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政策与文化财政政策、文化税收政策、文化贸易政策等共同构成文化经济政策，而专门性文化金融政策开启了文化金融政策体系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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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已经成为文化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文化经济政策中的“标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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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定文化产业不属于实体经济，文化产业将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下失去金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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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这个时期，应该要求规模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并重。既要保持规模上较高速的增长，又要保证高质量发展，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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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经济环境下，一些传统金融机构对待文化产业仍总想“一把尺子量天下”，显然已经不是有没有政策支持的问题了，其中显然还有更深的体制性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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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市场的个别领域属于风险易发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金融领域是需要有别于其他领域的特别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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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金融领域要采用“合理适度监管”的原则，应对风险和危害性认真分析，区别对待；应严格地依法监管和依规监管，而不是无序和随机监管，不能朝令夕改，大起大落，使人对政策环境难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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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生态系统是文化和金融大生态的子系统，要注重文化金融生态系统中“土壤”、“空气”和“水”的维护；与机械的体系化要求不同，生态系统要对生态环节中的各种角色保持容忍度，允许各类机构或资本主体在竞争中发现机会并形成自有生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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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金融连接着文化产业和金融产业两个要素性产业，这两个产业是很多中心城市的支柱产业。在特定的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范畴内，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产业和什么样的金融产业是需要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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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文化和金融合作示范区，需要以适应国家战略形成战略示范，以有效的制度供给形成机制示范，以可持续发展模式形成生存示范，通过引领发展趋势形成方向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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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旅产业就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如何走出新冠疫情困境，政府和金融机构需要有打持久战、拉锯战、攻坚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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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事件中，市场主体既有义务，也有权利。不应过度干预商业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强制商业金融机构承担过重的公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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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之下，活下来是最现实的需要。但对文化金融政策来说，还需要着眼未来，需要在结合激发市场活力、调整产业结构等目标开辟第二战线，为疫情之后的产业金融服务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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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五六个月时间内，文化金融的中长期目标应与渡过难关的短期目标一并考虑，否则疫情过后可能重新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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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意识形态问题，如何对待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问题，这些导向将直接影响文化经济政策和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基调，包括了财税、金融、文化贸易、土地等各方面的政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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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促使企业数字化迁移，传统模式虽不会终结，但只有少数完全依赖非数字模式的企业可以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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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巨型文化企业会出现，巨型的数字文化基础设施掌控文化经济命脉，但同时这会带来经济（垄断等）、法律（公民隐私权等）、社会治理（数字治理集权）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政策优化中需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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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局部的、短期性的“报复性消费”是可以期待的，但长期看，文化消费恢复甚至有所提升需要依靠供给侧制度变革和产品供给优化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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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看，要在市场主体上下的功夫，是增强市场竞争力而不是如何保生存，所以进行文化经济政策优化的主要路径是优化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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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的复杂化和抗疫常态化，除了一些简单实用的现有工具的使用，文化金融政策还要对金融改革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