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国有六大精髓,当代中国儒学发展进入第四阶段

陈来 2020-10-10 11:08 评论(1)

  一百多年来,儒学在经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现代化过程的考验后,又开始焕发生机。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和儒学有着高度的热情,儒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时代的变化,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

  一、儒家治国理想的六大精髓

  (一)以人为本。

  在古代,以人为本是儒家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的观点。以人为本,在儒家思想中,有自己的一些提法,它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其一,解决人和神的关系。

  儒家讲以人为本,与之相对的是以神为本的思想,所以它代表一种人文思想的进步。其实从西周开始就有人文思潮的跃动。在这个跃动中,把人和神的关系颠倒过来,不是“神是人的”,而是“人是神的”。

  其二,解决人和法的问题。

  荀子讲:“有治人,无治法。” 即没有现成的法律,你拿过来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只有找到对的人,有君子,才能够实行这套法律。当时他讲的法,更多讲的是法代表的制度,最关键的是人和法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人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人和法之间要以人为本,人和制度之间也要以人为本,这是古代儒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的思想、善的力量不能代替行政的力量,可是制度本身并没有实践能力,所以人和制度两方面要结合起来,结合的模式是以人为本。

  其三,解决人和物的关系。

  人的生存依赖于物品,对物品的欲望是人的第一个欲望。但是坚持人本,反对物本,就是人不能为物品所左右,要坚持人对物的主导性。除此以外,再提到一点,如果和整个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相对比的话,中国的以人为本有什么特点呢?西方的人文思潮,这个“人”更多的是个人,强调个人的权利。古代中国的“人”,以人为本,这个“人”不是以个人为本,它不是仅仅孔子和儒学对当今社会管理的意义强调自我发展,重视个人权益,而且是更多地强调在人际关系中、在人文关系中所存在的人。

  (二)以民为本。

  刚才我们讲以人为本,这个“人”还是比较抽象。如果再进一步看儒家的治国理念,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君主为本。有一句话是讲人民跟上天的关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孟子的时代,儒家的思想大师提出“民贵君轻”,就是人民的地位和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君主。

  在君主制的时代,这是很难得的。这样的思想支配了中国几千年。“以民为本”,这个“民”字里包含什么样的内容?近代以来,比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就有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不同的层次。应该说在古代儒家思想里,“以民为本”中的“民”字,强调的是民生方面。

  (三)以德为本。

  在第三点和第二点之间有一个过渡,就是孟子的思想—“善政不如善教”。善政就是善于政治管理,善教就是善于教化人民。“善政使民畏之,善教使民爱之。”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就孟子来讲,他是把行政力、执行力看得很重要,但是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行政力、执行力在聚敛财富、得民财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从治理国家的大局来看,得民心更重要。以德为本就是要得民心。

  关于怎样为政,孔子最典型的一个回答,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仅仅靠法律、政令以及刑罚去治理一个国家,在这样的社会,人民是没有羞耻心的。如果一个国家治理得再井井有条,但是人们没有羞耻心,这不能算是成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更可取。“有耻且格”,人民有羞耻心,这才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治国方式。

  (四)修身为本。

  修身又叫作“正身”,就是修正自身。修身不是修理你的身体,身是代表你的行为,你要修正你的行为,“正”也是说要端正你的行为。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你自己率先修身、正身,谁还能不正。他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对孔子来讲,政治的本质不是去纠正人民,民为贵,人民是最重要的,“正”是要正领导者自己。他对领导者的表率作用,有特别大的信任,这是儒家思想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以身作则,领导要起表率作用,这是孔子始终强调的一点。

  (五)亲情为本

  古代用“家”这个字来代表亲情。家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学;另一方面是伦理学。在政治学方面,孔子认为家是一个国家最基层的单位,家道与治国之道有内在的一致性。比如《大学》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连续体,这就是强调家道、齐家的重要性的原因。

  孔子认为整个国家的治国之道,来源于齐家之道,而齐家之道,从根本上讲是亲情的伦理,就是父子、夫妇、兄弟、夫妻。中国人讲五伦,五伦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五义就是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在传统社会,治家之道同时是治国之道,家庭伦理可以作为国家政治伦理的基础。

  在中国文化中,对亲情的重视具有社会意义。儒家讲礼必基于人情,任何一个政策、制度,都不能脱离人情。

  (六)王道为本

  这个问题比较大,这不仅仅是我们内部的关系,还涉及到外部的关系。王道的问题,即崇尚王道。王道是以礼待人,以德服人,而霸道是以力服人。孟子讲得很清楚,“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就能够统一天下。今天我们主要把王道理解为对外关系的一种战略,但是就古代来讲,王道有内有外,它始终涉及到怎样得民心的问题。

  二、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 年到1965 年

  这个阶段叫政治建构的阶段,因为它在本质上延续了前面的政治革命,甚至可以说它是国内革命战争的一种政治的继续。这一阶段的基调是革命,即用革命的意识形态,来批判各种日常生活的文化。儒家讲究的日常的道德伦理和生活规则,在1949 年以后受到革命文化的批判。儒家允许革命,但是儒家在原则上不把革命看成常态,所以它不提倡革命主义,而认为常态是日常生活伦理。

  第二阶段:1966 年到1976 年“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用一个正面的词叫“继续革命”。这一阶段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批孔,当时认为法家是革新的,儒家是保守的,因此用一种斗争的意识形态来批判守成的文化主义。毛主席很强调斗争,他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知道,儒家是崇尚安定团结的文化,所以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受到了批判。

  第三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总体来讲,这个阶段是比较忽略文化的,因为经济改革是这个时期主要的任务。在这个阶段,儒学的角色不是给经济改革提供一种动员的力量,而是“正其谊不谋其利”等高尚人格的倡导者,因为儒学本质上是道德秩序的维护者。

  第四阶段:新世纪以来

  这个阶段的重点是整个文化秩序的重建,我国从阶级斗争转变到经济建设,从单纯的经济改革走向和谐社会的建构,所以我们开始更加重视安定团结、治国安邦的思想。

  尤其是在20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两个口号提出以后,我们又开始看到,社会从下往上、从上往下,对传统文化和儒学有高度的热情。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重视协调发展和文化重建的阶段,跟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儒学开始复兴。

  一百多年来,儒学走出低谷之后,在新世纪,可以说,我们在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经受现代化过程的考验的过程中,在儒学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化之后,开始焕发生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今天跟30 年前、60 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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