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起，中国政府的年度通胀目标就没低过3（CPI同比），最近4年（2015-2018）的政府预期目标均为3.0。对未来1-3年价格走势，市场预期在（2.0，2.5）区间是最为常见分布，这种预期实际上反映了市场主流预期是中国未来存在轻微的通胀压力。回顾近2年来的物价走势和市场预期变化，受货币充裕和大宗商品价格回升、楼市泡沫持续等因素影响，中国市场上的通胀预期一直未能消退。
政府的价格目标设定过高，也对全社会的通胀预期有潜在暗示和引导作用。笔者认为，2以上的通胀水平，不用说已欧美日发达国家相比偏高，就中国经济形势来说，也是过高了。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社会上对通胀的认识，一直存在偏差：防通缩甚于防通胀。显著高出实际通胀水平一大截的政府价格预期目标，实际上明示了政府希望价格在现有水平再略提升。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一个轻微、可控的通胀水平，是可以自动给经济提供扩张动力的，这也是政府选择偏高通胀目标的基础。
综观全球价格形势，除个别资源型经济体因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因而经历有高通胀及高价格波动性外，无论是成熟型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危机后各国的价格都处于偏低的运行水平。从经济周期的角度，价格偏低造成的市场竞争压力提高，是促使经济“出清”的关键环节。从中国经济运行和价格走势的组合看，危机后中国价格运行水平，是长期处在了偏高位置。
价格偏高当然是相对来说的，且很难断定，但我们可以用通胀是否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造成了影响为标准，对中国通胀水平是否合适进行判断。显然，中国经济来说，通胀处在了持续偏高的位置。
首先，从公众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的实际增长看，中国的偏高通胀已切实影响了消费的实现。从实际的消费需求变化看，耐消品的变动是影响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耐消品的增长情况，又跟楼市运行情况直接相关——住房交易为耐消品的增长创造了条件。尽管楼市调控在2016年末后重又趋紧，但从楼市交易情况看，全国30个大中城市的二手房周成交量，虽然比2015-2016年期间低，但和其它时间基本一致，甚至高于上一次调控末期的2014年。从中国消费增长的月度变化看，2017年后中国消费真正进入了下降通道。2010 -2017年间的逐年下台阶态势，从形态上看，主要还是统计基数抬高的结果，只有到了2017年后，中国消费增长的疲弱态势，才真正显现。从数据间变动看，消费的疲软，不是楼市调控、汽车等耐消品增长放缓的结果，而是整个消费的整体回落。显然，价格水平过高，制约了真实需求的实现。
其次，过剩产能“出清”缓慢，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缓慢，表明中国价格体系整体水平过高。2008年危机后的货币大投放和消费激励政策，以及随后延续至今的、不同行业的价格补贴，使得中国工业领域和农业领域，在信贷扩张和各种产业激励政策刺激下，普遍生产过多，但价格却不能下降。价格下降就不能多产，不能多产就得不到补助，并可能散失市场份额。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进行补贴，为避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冲击，加深了对上游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行业的垄断程度，提高了国有化水平；为增强国企效率和经营能力的“混改”推进，因担心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进展并不如市场预期块。出于资源保护和提升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抵抗力目的，中国对上游生产资料行业的控制程度近几年有较大提升，使得中国生产资料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相比，比较容易形成“跟涨不跟跌”的现象，其中石油最具代表性，使得中国生产资料绝对水平，具有偏高运行趋势。价格过高，延缓了过剩产能的淘汰出清，进而放缓了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当然，降低价格水平并不是追求普遍的通缩。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会经历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阶段，这一论断在中国已被证实，从2013年期，中国就进入了“底部徘徊”阶段。这一阶段，不同人士基于不同角度，对经济态势有相反的判断：经济平稳VS经济低迷。不论以何种状态描述，经济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后，价格水平应该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此时，如若因外在因素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通胀水平运行持续过高，那么“底部运行”阶段应该完成的转型和升级目标，就会受到影响。在市场经济里，旧有产业体系只有在价格崩溃后，才能得到出清。
从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角度，“去杠杆”处在我国“供给侧改革”体系的核心。“去杠杆”要求我国在较长时期内，都实行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为顺利实施中性货币政策，降低预期通胀水平是一个政策实施的必要条件。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其它任务，降低价格水平也将为之创造良好有利条件。“供给侧改革”更多地是针对生产者来说，价格下降基本上就等同于成本降低；价格下降带来的竞争压力上行，自然加速了落后产能的“出清”；价格降低，企业自然会有压库存的动力。在整体价格体系下降台阶后，以基建投资为主要内容的“补短板”，在同样的力度下，也会更有效果。
更具体地说，中国应该力促通胀运行在2下方，笔者认为合适的水平应该在（0.5，1.5）间。维持偏低的通胀水平，不仅可以提高社会对经济转型期间的偏弱经济容忍度，而且可以加速中国经济的“出清”。中国经济要能顺利上台阶，一场有序、可控的微型通缩，其实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