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丰富的金融投资和基金管理工作经验，王鹏对资管新规和相关的刚兑、杠杆、错配、非标等概念有他独特的见解。在采访中，他就当前行业形势和新规影响侃侃而谈，逻辑严谨而又虚怀若谷。他认为，“错配是一种技术，最后做到极致，它就是一种艺术。”他表示，行业洗牌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无法预测，但“冬天也是机会”。也因此，他们对GP的评价标准也是越来越多，他说，“必须和GP摸爬滚打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做出判断”。
行业：集中度可能会大幅提高
资管新规从2017年11月开始征求意见，到2018年4月底正式出台，对金融机构、对股权投资机构、对方方面面的冲击非常大。整个资本市场从资金面到资本市场估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蝴蝶飞跃沧海，或能掀起一阵飓风。资管新规及其细则的出台，无疑引发了一场行业地震。王鹏比喻到，“就跟天气变化一样，这不是由哪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有很多因素。说是蝴蝶扇动翅膀掀起了飓风，但那是由无数只蝴蝶、无数的因素导致的。现在我们说，这种冲击、这种洗牌能够持续多久？后面很多因素不可判断。这些因素，比如我们的去杠杆政策能够经受多长时间的考验？国际上怎么变化？这个我们不好妄议，不好讲太多。”
三类机构遭冲击，引导基金相对受益
“那么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我们说产业类机构受到的冲击可能比较大，包括实体商和金融产品，水龙头拧紧以后首先受影响的是它们。进而，这会传导到第二类机构，就是说财富管理机构，财富管理机构本身在做股权投资方面并不是太有优势。”
相对而言，政府系母基金抗周期的特点则比较突出。在洗牌的过程当中，也许会因为行业集中度提高，那么谁受行业周期影响小，谁在这当中就可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对于政府引导产业基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就是整个行业的资源可能都会向这边倾斜一些。
为何财富管理机构在股权投资上优势不大？王鹏也和我们解释了情况，因为股权投资的周期非常长，财富管理机构在过去做母基金时，因为短期性的行为偏多，有些股权投资机构不太敢要财富管理机构钱，穿透核查的时候，很难核查。他们业务往往是通过一些类似这个错配，甚至本身就嵌套了一些契约型基金。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因为去刚兑错配、消除多层嵌套等规定，所以财富管理机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理论：错配是一种技术和艺术
资管新规的意图，是希望通过有效监管来解决高杠杆、错配和多层嵌套等问题，但真正底层的目的，是规避系统性风险。
规避系统性风险，不能因噎废食
然而，系统性风险不是来自于一个方向，所以不能把所有的着力点都放到一个方向的系统性风险防控上，而失去了来自另外维度的系统性风险的阻止支持。“我们说防护系统风险，金融机构的杠杆太高，逻辑是来自于金融机构，比如银行。”
银行的理财池，借短贷长，出去的都是长期标的，但进来的都是短期融资，超过一年的很少。王鹏表示，这个理财如果不断扩大，超过某一个临界点以后，就会错配，但这个错配已经不可持续了。系统性风险一旦爆发，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也就来了。从这个逻辑来讲，要控杠杆，控错配，打破刚兑，毫无疑问是符合逻辑的。
然而王鹏提出了另一种思考，错配不是贬义词，而是个中性词汇。“我们说错配，特别源于金融及其本质，艺术，对，错配是一种艺术和技术。但是，错配先是一种技术，最后做到极致，它就是一种艺术。如果不让错配，就没有金融这个概念了。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完全就把错配当作贬义词，当作一种风险去看待，那这个就有很大问题。”他解释到。
中国资金市场和国外有非常大的不同，作为一个高速发展当中的经济体，中国需要一个弹性的、一个比那些美国欧洲日本这些成熟的发展经济体弹性高得多的资金市场。就像一个企业，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个阶段必然要适度的负债经营。
应明确责任界限，而非一刀切
王鹏认为，新规细则需要合理的定义量化。就是说，制定政策的机构、制定政策的人，需要对错配有一个量化的分析跟判断，比如禁止什么程度、什么标准的错配？它的预警机制是怎么样的？“完全消除错配，其实是违背这个行业规律的。”包括刚性兑付，承担不承担责任，也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但是我们缺乏另外一个刚兑以外的机制来约束这个金融机构。”他犀利指出。
另外的机制需要什么，王鹏也有提及，“银行有一级资本、二级资本，不同级别资本对应的杠杆率是不同的。我们银行的责任范围是不是能够类似这种一级责任、二级责任？”就是说，在表内，对银行的这个资管产品可以有比如保底保收益的，这是最安全的职责，保证兑付的，浮动收益的，只在银行表内；但是在银行表外的这些，虽然是银行不承担兑付责任，但是银行要承担道义上的勤勉尽责，在外会受到其他维度的评价，比如会跟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挂钩。
资管新规正式稿第二条最后指出，“创业投资基金、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的相关规定另行制定”，给创投和引导基金的发展多留了一道口子。但能开放到何种程度，现在还未最后确定。
王鹏举例说，资管新规里面有关于净值型产品的规定，但开放式净值型的产品只能够投证券类、债券类，一级市场产品不能投。如果创投也是这样的话，无疑是把创投的这个全部都砍了。“我们可以规定，比如限定一个银行的开放式净值型产品的百分之多少，可以投股权投资产品，而不是一下把这个股权投资全部砍掉。”他建议到。
实践：和GP摸爬滚打后才能判断
作为母基金管理人，王鹏也和我们聊到了新规之后他们机构的变化，以及与GP的相处之道。
商业模式发生一定的变化，整个人员的工作安排肯定都要变。“我们这个投资经理的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和角色定位可能都要做很大的调整。”他介绍说，在过去他们的投资经理更多地是分析一个基金管理公司的基本面、管理团队，看基金公司的准备；在后面可能更多的情况是，不仅要看这个基金管理公司，还要看这个基金管理公司它具不具备持续经营的能力。
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把一个GP机构的储备项目，包括过去已经投过的项目打开来看。打开来看的目的是：去看这个投资机构定位的这个领域，比如产业领域是生物制药、装备制造还是TMT？去看GP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垂直度是不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对一个GP机构的定位精准度，要求非常高。甚至我们后面，可能要做一些这种实质性的投资管理。”
通过联合投资，考察GP团队、项目和产业垂直度
王鹏表示，在过去一般是日常性的投管，然后就是做一做机构季报、年报，对所投资基金的估值变化情况做些整理。后面可能更多的，我们要通过联合投资的抓手，跟这些GP机构多多接触。“除了这个合伙协议，我们还要签订在后续投后管理工作当中能够执行的一个补充协议。这个补充协议会约定，对于我们认为需要的项目，要和这个GP管理机构一起去看。”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评估一个被投机构的储备项目是不是靠谱，不能只是在PPT上琳琅满目地列出一堆独角兽，甚至夸口说，腾讯也是储备项目，而是得弄过来，跟进去看看。“过去资金泛滥的时候，也许在这方面可以不做过细的追究，但现在资金子弹非常少，我们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那就是说它的这些储备项目，我们要通过联合投资手段自己投投看。”王鹏多次强调，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项目，但是他们会在里面找到认为是需要的项目。
问及联合投资比例，他表示会根据GP机构而定。是否行使一票否决权则看基金协议里的安排，这无疑也与GP相关。那么他们是如何确定GP 机构的呢？王鹏说，GP用评价标准很难衡量，必须跟这个GP摸爬滚打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够做出判断，很多情况都是因人（机构）而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他们返投比例等政府引导基金的限制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他认为，假如这个机构的产业垂直度足够高，对企业能够施加足够的影响，就不会对返投提出太大的意见。而在行业集中度提升的当下，各自有各自的赛道，就看谁抗周期的能力强一些，能够熬过这个冬天。“永远都是这样的，冬天也是机会。冬天太重，资产价格可能会降低，反正市场的估值也会下降。”但是对于他们而言，无论冬天还是夏天，估值高或低，他们的职责都是支持双创，支持创新创业发展。
王鹏还指出，“我们对于一个基金的投资，基本上都要分几期的。如果他的储备项目，在经历了一起看项目的过程之后，我们认为大多数项目不靠谱，或者对产业垂直度、对管理团队能力有怀疑的话，肯定会影响到后面几期的出资。”
母基金助力基金，实现协同发展
与此同时，一方面他们会通过联合投资考察GP项目储备、管理团队，要投得进去以提高收益；另一方面，他们亦会帮助GP提高流动性和退出率等。因为作为母基金机构，全国主要的GP基金管理公司可能都是他们的下游，还有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是作为GP来讲，可能各家之间都是竞争对手，联系没有那么密切。
他举例说明，比如当一个基金投资退出进度没那么理想的时候，而这个投资期限差不多到期了，资金的存续期也慢慢接近了。在这当中，他们可以帮基金寻找合适的合作方。“这里面，我们需要发挥一下资产管理的这个优势，就是把基金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有价值的项目推出去，在提高项目流动性的同时，也帮助其他下游的GP寻找新的资产，这也是我们比较有意义的行业价值。”
王鹏具体解释到，“我们会帮助他，或者告诉他，这几个基金里的某几个项目，干脆就转让给另外一个基金算了，另外的基金还有更长的赛道，还有比如五年、八年的存续期，可以继续等，但你等不了了，那么你把流动性回收了以后，起码给你的LP交代。一举多得的事。”通过母基金，不同基金的众多项目得以顺利接棒，这些项目之前还可能是有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母基金把战略资源带了进来，实现了项目资源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