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识青年”:潮头上孤独的眺望者

胡泳 2016-04-08 11:03 评论(4)

   近年来博客、微博的势头有所消退,但新一代网络技术造就的网络社群却呈澎湃之势。

  网络社群天生具有异质化倾向,其中,像“知乎”“政见”这样的以青年为主、注重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的社群,逐渐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甚或可以说他们代表了网络时代的“新知识青年”。他们的崛起已成为过去两三年里最重要的网络景观之一。这一“新知识青年”群体的组成是什么样的?新的网络平台为他们提供了怎样的发声机会?他们是否可能创造新的话语体系,在线下是否会拥有持续的影响力,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

  实践者及其理想尝试

  成长背景

  这一代“新知识青年”集中于85后这个年龄段,也有不少90后。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恰逢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期,而在互联网平台的快速转型阶段,这一群体开始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比他们的前辈更幸运的是,他们是伴随着信息的大规模民主化而长大成人的。互联网提供了海量信息的入口:一方面,它打破时空限制,开拓了获取更多元的信息的渠道;另一方面,它正在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信息发布的主要平台。“新知识青年”们善用新的信息平台,从社会化问答性质的知乎、广场式的微博及更小范围的熟人社群微信等以文字为主的空间,到喜马拉雅、荔枝FM、优酷等播客/拍客自媒体发布影音平台,在网上发展出多元的公共空间。

  除了数字化的技术赋权和媒介平台的外在支持而外,更为重要的是“新知识青年”的内在驱动力,即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一种新型的民主表达的意愿。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知识分子是有监督和审查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并自觉承担特殊社会使命的群体。而这一代新知识分子有觉醒的公民意识和自由表达的强烈愿望,在专业背景和开阔视野的支持下,他们积极卷入社会进程中的重大议题,并对现状有着不同于旧话语体系的新解读。

  随着社交网络的演进,网络平台提供以趣缘为导向的族群聚合,分散各处的“新知识青年”在公开的网络场合,出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逐渐结成群体性的存在。他们是高校在读生或毕业生,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独立思考力,时刻质疑传统的一言堂式发言,喜欢多元对话;在人人关心自我的消费年代,仍保持对社会的殷殷关怀;在浮躁的时代氛围中,仍愿意静下心来诚恳做好一件事。

  两类实验

  就目前“新知识青年”的运作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原创内容生产聚合为主,另一类以海外内容翻译引进为主。

  原创内容生产聚合这一类型在当前占到较大的比重。于2011年11月正式上线的“政见”(CNPolitics)就是其中之一,该团队由海内外政治学研究者和国内一线时政记者志愿组成。与大众传媒提供的快餐式信息相比,“政见”反其道而行之,致力于从学界的研究中挖掘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在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基础上,用专业、通俗的方式,提供给大众更接近真相和更具解释力的观点。

  比政见团队更早的是香港的“我在中国”(Co-China)团队。其运作内容分为线上线下两条线:线上对抗碎片化阅读,通过电子周刊《Co-China周刊》坚持内容的深度整合,希望“被消失的文章重获关注,被删改的文章完整展现,被忌讳的话题得到讨论,被热炒的话题得到冷静分析”;举办夏令营和线下论坛则是透过公共讨论直接介入公共生活的尝试。线下论坛开始于2009年8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可惜的是,“由于媒介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Co-China团队自身的调整”,Co-China团队在2015年春节前正式宣布告别读者,一个立足香港、联结两岸三地的公民媒体结束了。

  和Co-China的线下论坛有一定相似之处的是“纽约文化沙龙”,于2013年7月起每周六举办一次,根植于纽约的土壤,请专业人士介绍讲谈,并与参与者就某一话题进行探讨,形成线下对谈的良性机制。每次活动的讲义和现场录音都会上传至播客平台,打破时间及场域限制,让大众可以随时上网站寻找有兴趣的专题收听。创办者称,沙龙致力于“吸引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聚在一起,用各自的视角解读世界,以对整个世界的好奇激发讨论与思维的碰撞”,从而最终达至对世界的一种更立体和全面的认识和感悟。

  相对于政见团队、Co-China和纽约文化沙龙的议题广泛性,破土网(groundbreaking。cn)则有非常明显的话题指向——以底层视角关注弱势群体,批判新自由主义。一如“破土”这个名字所示,破土网希望自己有关怀底层的切实诚意和破土而出的力量。在目前的时事、思想、民声、新风和历史五个主题板块,破土团队着力于以历史为纵深来进行结构性及批判性思考,关注社会遭遇的不公与悲苦以冀展现民众的声音与力量,主张对主流话语进行批判反思以寻找多元可能。

  除了原创内容的生产外,另外有一些“新知识青年”也利用自媒体平台做起了前沿信息的传递和翻译工作。他们依靠墙外信息资源获取和语言能力优势,为国内用户提供域外视野,有助于降低不同知识阶层的信息沟壑。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有“参差计划”这一已被扼杀的团队。

  “参差计划”站点是2011年8月6日由康夏、曲喆等五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创办的,以“消除新闻阅读中的语言障碍,为读者提供立体化新闻阅读的视角和比较新闻的材料,以使认识更接近真实”作为宗旨。在接下来的三年,这个非盈利网站的运作团队逐步扩大,从第一批仅十几名的北外语言专业学生,到更多具备翻译能力、拥有海外背景或记者工作经验的志愿者加入。到2014年3月,参差提供的免费新闻内容吸引了约400位志愿翻译者,约14万个订户,影响人群覆盖40万人。

  在这一代“新知识青年”的“理想实验田”中,以上所举的案例只是他们收获成果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一群体致力于不同方向的尝试,尽其所能地记录并介入这个时代。

  多元构成及群体差异

  “新知识青年”由多元群体构成,不同教育背景、专业方向的人出于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和自由表达的诉求而聚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拥有海外背景的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力军,而只受过本土教育的知识青年,在群体中则相对占较小的比重。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正是这一代“新知识青年”成长的年代,在物质生活改善和全球交往密切等大背景下,能看到这一代“新知识青年”的涌现也几乎同步于海外中国留学生数量的暴涨趋势。根据2015年10月21日发布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2014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同比增长了11。09%;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从2000年到2014年,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人数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接近22%。

  但即便如此,在同龄人中能出国留学的仅是一小部分。为何这一小部分却在“新知识青年”中占据如此大的比重?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海外经历让留学生近距离受到最直接的文化冲击,接触中国语境之外的文化多元。在国内长期被教育而形成一种“文化无意识”之后,留学生到达海外,发现先前认为“正确”“合理”的观念不再那么天经地义,由此产生对以往认知的怀疑而达成某种觉醒。其次,在有海外教育背景的“新知识青年”中,受过系统的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人数可观,他们在看待中国问题时,擅长于将西方理论应用于国内的环境。最后,少去“墙”的隔离,他们拥有更强的信息获得便利性,了解被“墙”隔离的资讯、在国内被隐匿销声的事件以及外媒的言论框架。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怀,他们借由网络向国内传递信息,充当着某种信息桥梁的角色。

  相较之下,国内高校学生因存在“墙”的障碍,一定程度在信息获得的自由度和时效性上仍与留学海外的“新知识青年”存在落差。即便能够翻墙,对外文信息的解读能力也参差不齐,正如萨丕尔-沃尔夫提出的“语言决定思维”,语言能力的高下和是否能较大程度转换思维方式都影响着对墙外信息的理解。

  另外,国内青年所利用的信息发布平台也多囿于国内的社交网站,在严格的审查机制下,一旦发布“不合规范”的信息则会迅速被删除。

  除此之外,就数量更庞大的国内同龄人而言,为什么选择参与公共事务的青年占比如此之低?一方面这和国内的教育体制有关。在国内高校,“政治教育”的课程被列为必修课,关乎着学生的成绩和奖励评审。而学生在源源不断的“政治教育”课程的熏陶下,一种趋于安全考量的选择会令人缄默,即使内心不认同,但表面上不反抗,甚至在某些场合进入仪式化的表演。而那些顺流的选择,则出于功利性考量,未必伴随有内心真诚的信仰,而只是希望博得事业方面的符码。

  另一方面,在现实竞争的压力下,学生在进入社会后很多人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将目光只局限于一己之私,而忽略了四周和他人,努力学习各种明暗规则下的生存技巧,却不去拷问其是否合理正当,似乎全然遗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急剧变革时代的参与者与塑造者,更无须提及本应具有的社会责任和自觉。

  在一篇题为《破土网  理想主义实验田》的采访报道中,破土网的创始人之一,北大的社会学系毕业生左楠提到:“我的学校是精英学校,所有学生受的都是精英教育。他们和底层不一样,都想往上爬,人生目标是有车有房,甚至还有带领企业的野心,很少有人愿意放下身段为底层做点什么。”即便有一些和底层的接触,也是为了获取日后的高升跳板,“当村官和选调生是为了几年后更好地往上爬,但底层需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关怀他们”。

  内外皆忧的困局

  自身矛盾之一:难逃精英框架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一样,“新知识青年”也有其面临的困境,这种困境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

  网络技术的可能性带来了扁平化的趋势,但仍无法避免“知识沟”。人们带着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和经验进入网络社会,原先就已存在的差异也伴随进入。新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其教育背景、社会资本等多方面因素,令他们更容易占有渠道,获取“墙外”信息资源,也能轻松逾越语言障碍,接纳意识形态的多元,由此开阔眼界,觉醒意识,在网络中发表言论,形成意见领袖。随着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数量急剧增长,获取信息成为无止境的过程,而信息的急速更迭,也更加使人难以获知一切,在这样的条件下,知沟在网络社会中必然存在并具有扩大趋势,最终导致话语权力的落差。

  与此同时,知沟所带来的两侧信息不对称,也催生着精英主义的发生。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难逃精英阶层的框架体系,他们抱有科普之心去促成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然而也正基于被封锁的“无知”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找到了某种话语权的优越感。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广泛的关注度,甚至被标榜某种身份标签。方可成作为政见团队的发起人,在知乎上回答“政见是个怎样的团队?是如何运作的?”这一问题时,对于团队成员有以下的描述:“‘政见’是一个独立网站,向你介绍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是怎样分析中国的。……我曾戏称‘政见’团队可能是全世界名校校友密度最高的团队,我们的成员大多是在国内外一流大学读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其中又以研究生居多),大家来自牛津、剑桥、哥大、宾大、杜克、伯克利、康奈尔、密歇根等等,当然还有华人世界的台大、港中文、北大、人大等。”即便是戏称,他们可能有意无意构建着群体壁垒,主办的沙龙局限于一些学术圈子内或留学生圈子内部。在这里,专业化成为公共讨论的硬性指标。随着圈层化的进一步加强,持有专业知识的青年与更多没有接受精英教育的大众形成更大的分化。而这种分化正背离了他们号召更多民众参与的初衷。那么,精英式的“新知识青年”与大众的距离又该如何消解?这可能是他们在日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自身矛盾之二:身份认同悖论

  对于身处大陆地区以外的“新知识青年”来说,身份认同其实是一个矛盾点所在。在2014年的香港“占中”运动中,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刘冉(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时师从占中三子陈建民)一直在收集大陆学生的声音,维护“内地生撑香港”的Facebook页面。其初衷是由于一个发布资讯内容的账号“港漂圈”打着代表内地生的旗号发布“反占中”的内容,但刘冉及其团队认为这只是以偏概全,过滤了其他内地学生的声音,因而开始收集并发布内地生对于“占中”事件的看法。她在纽约文化沙龙第60期节目《香港“占中”讨论》的音频中,提到朋友的父母被请去“喝茶”借此向其施加压力,而谈到了自身情况:她刚开始做“内地生撑香港”的时候是抱着作为无名小卒的侥幸心理,但即使将来会发生危险,自己也不会因为危险的存在而不去做想要做的事。很多人没有站出来,不代表他们不支持,而是考量到家人安危、未来前途等复杂的因素,这情有可原。但她认为,有一两个人能够发声,也是非常必需的,她选择成为发声者,她说:“如果将来会付出什么代价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承受的。”

  一篇《在港陆生,无处投递的热爱》的报道中,提到内地生在现场参与活动时,竟需要戴口罩来防止被认出。这种对内地生身份的掩饰,是出于自我保护,害怕遭受部分港人的抨击,但也能就此看见一些港人对待内地生身份的看法。在“占中”事件中,无论这些在港的“新知识青年”如何表态,都可能陷入“吃力不讨好”的两难中。

  当然,以上的例子只能代表身份认同的一种选择,海外留学生的身份认同问题存在更大的复杂性。由于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文化主体固有的身份认同感在另一种文化模式中成为弱势,异质文化的冲击迫使留学生在进入海外生活时,须建构起对新环境的认知及作出对外界社会群体的认同选择。John W。 Berry和Robert C。 Annis认为文化适应包括两个维度,一种是对母文化(Native Culture)的态度,另一个是对当地社会群体的态度。对这两种态度的偏向,决定了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是选择整合、分离、融入或是边缘策略。(Acculturative stress: The role of Ecology,culture,and differentiation,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1974,(5):382- 406。)因此,去国而更加爱国的心理过程在海外留学生在身份认同中同样存在。在出国之前,基于对大陆的不满,留学生抱着对国外某些民主自由制度的欣赏和期待,但在渡过了最初的适应和新鲜感之后,他们或许看到了异质文化体制中的诸多问题,反而回过头来发现母文化的闪光之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在语言、人际、生活等多方面的适应过程中受阻,文化隔阂的孤独感也会使其转向对异质文化的排斥,而增加对母文化的依恋和认同。

  自身矛盾之三:参与的可持续性不高

  “新知识青年”的社群活动,很多时候像是在做同人媒体,而这一类媒体的发展,可持续性是关键。社群成员的“社会化”和政治热情的保有往往背道而驰。随着成员个人生活轨迹的变化,例如毕业、结婚等,会出现一种状况,即投身公共事务的热情不再,行为也趋于保守,仿佛过往的公共参与只是人生一个阶段的过程而已。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年轻时候直接表达不满只是某种幼稚的行为,当一个人开始“社会化”,学会了老道狡猾圆融,他就成熟了。《吾国与吾民》中对中国青年的概括,在多年之后放到当下却似乎仍然适用,不禁令人思考“新知识青年”之路究竟能走多远。

  外部困境之所在

  网民涣散:扶不起的阿斗?

  在物欲主义的大环境下,注意力经济的诱惑不断。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提到,享乐使人民失去自由。在泛娱乐化的年代,民众注意力被有效转移,在“趋利避害”的本能指导下,惯性选择消费简单有趣的内容,在享乐中退化,并且不自知。社会总体上呈现“去政治化”的状态,把政治视为肮脏的应该远离的所在。而在这个“自我”的年代,闹不清或许也不愿闹清宏大话语的人们,越来越多专注于个人的“小确幸”。

  此外,即便有对严肃事件的一些兴致,网民在信息更迭中难以保持持久的注意力。互联网在培养部分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即逝公众”。他们对严肃话题的关心和耐心有多少?即使参与探讨,能够理性表达的程度又有多少?“新知识青年”在一些网络公共空间中就某些公共事件引导话题性的讨论,然而网络话语中非理性的部分常常使得理性声音迅速被淹没。民众对公共事务的探讨往往陷入二元对立,立场先于事实,罕有批判性思维。在面对国际问题时,尤其易形成民粹情绪,又因为“面子”等民族自尊,纵使知道自己站不住脚,也要名家诡辩式地护卫自己。

  面对涣散的网民,作为意见领袖的“新知识青年”在介入网络夺取话语权和获取注意力的时候,若被迫放下身段应和民意,其独立性难以保证;而若依然故我,则在铺天盖地的舆论浪潮中更加无力,只能选择在小圈子内部交谈。这是否又一次再度拉大了“新知识青年”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而无法依托于民众,他们所表达的话语又具备多大强度的力量?

  社会行动:有效性如何?

  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迅速聚合社会各界力量,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由线上转移到线下。然而,通过网络迅速聚合起的社会力量,在真正实践的过程中,可能偏离倡导者及运动领袖前期的初衷,产生许多负面影响,甚至导致许多不可控的结果。例如,在台湾反服贸“太阳花学运”中,在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参与者分化为鹰派和鸽派两个阵营,群体内部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性,更无法和政府开展对话,内部的矛盾和不满导致运动偏离领导者预设的轨道。甚至在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的行为中都出现意见分化,而在占领过程中,由于出于密闭的室内空间,微小的情绪迅速蔓延,导致群体极化而产生过激的言论和行为。几位领导者对组织权力的争夺也造成了组织内部的分裂,最终导致行动走向衰败。对于意见领袖来说,他们不得不依托社交平台来进行动员,然而组织行动的有效达成往往困难重重。

  审查压力:坚守或退场?

  随着技术的普及和政府对网络的敏感程度上升,管制的触手越伸越长,挤压着这些“新知识青年”群体组织的生存空间。一方面,言论存在重大的禁区,令“新知识青年”在议及公民权利、公民社会这样的话题时,或避而不谈,或变换说法;另一方面,国家用技术手段对言论平台进行过滤、封堵和取缔,筑起越来越高的墙。更有甚者,针对有“出格”言论或行为的个人,公权力还可以采取法律上的制裁。凡此种种带来了网络公共空间的消解,继而令“新知识青年”群体内部产生分化。有的人还在继续坚守阵地,打“游击战”,变换着发表言论的平台;而另一些遭受挫败者,有的隐而不发声,有的开始袖手旁观,有的出走海外,而有的则学习尝试融入体制。

  目前,访问Co-China的网站需要翻墙,网页的最后一次更新时间还停留在2015年2月17日,那是2015年农历春节的前两天。最后一期的《Co-China周刊》,主题是“破旧立新——寻找更好的可能”,作为一份郑重的告别。回首该团队四年多的经历,主办者或许早知道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社交媒体账号屡次被封,每年举办的夏令营活动都遭到骚扰,志愿者受到威胁,做内容的核心成员骤减,甚至还给相关的青年合作组织带来麻烦。在这最后一期里,Co-China仍就言论管制中如何突破对新媒体的控制进行探讨,只是在如此情状下看着颇为讽刺。而令人更觉悲哀的是,编辑寄语仍说明,“将在羊年带来全新的项目和产品”,并许以“将在另一些地方重逢”,而羊年已终,重逢却遥遥无期。

  而在更早之前,参差计划以全网的消失作为最后的终结。2014年7月14日,参差计划所有大陆范围内的社交媒体帐号都被关闭,网址被屏蔽,APP乃至参差计划在百度上的搜索结果都消失了,创始人康夏的微博及他曾接受过的每一次媒体采访,也都消失得一干二净——好像这一切都不曾存在似的。7月16日,康夏以达西的名字发布了一篇名为《我所有的朋友都死了》的文章,他说:“对此,我没有抱怨,也没有愤怒。参差计划不会再次重新回到你的视线里,也不会再有另一个参差计划了。就是这样。”

  当一个国家有太多问题需要讨论,却没有足够的讨论空间;当少数清醒者勇于表达,却被掐断开口的可能;当审查制度定期扫荡,只留下娱乐新闻和无关痛痒的消息,这一切,都让人觉得“新知识青年”的前路不明。

  新知识青年所创造的网络孤岛

  “新知识青年”群体在内外困境交织的情状之中,或许弥漫着某种绝望感,然而以上针对其负面的探讨,正是出于对这个群体更大的希冀。权力虽可以限制,但并不能取消“新知识青年”们的行动选择。毕竟,正是这其中还在坚持的那些如同孤岛般的“新知识青年”们,在用微弱然而有力的话语和行动,以各自致力的方式汇成共同努力,推动着当今社会政治的缓慢前行。

  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自我的世界,去体会时代跳动的每一次脉搏;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无所不在的幻觉中醒来,敢于去触碰现实中最不堪的创伤;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汲汲于私利、于无知而放任并助长那些“被合理化”的规则,而坚持在各个层面寻求突破和改变。希望“新知识青年”群体会有源源不断的新鲜力量注入,并且发展和壮大,带动更大批理性且具批判思维的公民,消解话语权力的距离;希望在面对外部困境时,仍要保有韧劲,这种韧劲是某种在制度和自由间博弈的生存技能;希望那些独立团队能如雨后春笋般繁盛。这样,“新知识青年”就不再是在大浪潮中独守阵地的摇摇欲坠的孤岛。

  就像诗人北岛在《岛》中所写的:

  有了无罪的天空就够了有了天空就够了听吧,琴在召唤失去的声音希望并不渺茫。有他们在,至少不算太差。

  本文作者吴丹彤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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